《给阿嬷的情书》还没有看过，但在大陆和新加坡舆论场上爆发了激烈争论。
新加坡舆论认为这与“多元文化”的建国原则相悖，大陆则认为“寻根认祖”才是本份，“统战”其实不是问题，中国不需要对新加坡统战。
电影的潮州方言也引起一些新加坡观众的不适，这就矫情了，《繁花》还有上海方言版呢，好像没人有意见？听得懂就听，听不懂的话，自己找普通话版本就是了。可能对新加坡人来说，差别在于《繁花》讲的是“别人的故事”，而《给阿嬷的情书》讲的是南洋华人的故事。
新加坡人自认为南洋华人的正宗嫡传，在很多方面，南洋华人保留了更多明清华人的老习俗，去过槟城、新加坡牛车水的人都能感受到。
很多新加坡华人根本就是潮汕籍。现在《给阿嬷的情书》使得很多新加坡人因为“新加坡化”而感到文化隔阂。一方面，他们认同“新加坡化”和某种去中国化，拥抱国际化；另一方面，他们隐约感到无根的痛楚，还是家国教情怀不忍彻底割舍。好比自由派美国人可以自称无神论，一辈子不去教堂，对教义、教民嗤之以鼻，但要是被说成anti-Christ，还是很愤愤不平的一样。
在这一点上，新加坡人想学美国人，但还是没有美国人的自信。美国人不在乎无根化，故国传统更多是遥远的curiosity，留着、丢了都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犯不上动肝火。但新加坡人没有美国人的自信。碰上现在中国崛起的声势越来越大，使得新加坡人对自己的“新加坡化”产生怀疑。
“新加坡化”是独立于中国的“独立人格”，在理论上也独立于欧美。但没有“独立人格”是真正独立的，总是有偏向的。在欧美主导世界的时代，独立于中国而倾向于欧美是容易进入的舒适区；在欧美相对衰落而中国强势崛起时，转回倾向于中国在功利上是自然的，中国也欢迎，但在心理上自我否定从建国以来的历史认知，等于从根基上自我否定，这又不行。
人一旦自我怀疑了，就会出幺蛾子。
朋友有精彩评论，得到特许，现转载如下：
本次更多的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党内纷争的公开化：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对外一直以统一的形象出现，但实际上领导层在基于施政理念、治理节奏、代际传承形成的政策取向存在差异，随着新生代以及大量国人的加入，党内在精英论（精英治国路线，行动党传统立国根基）、平民论（民生均衡路线，新生代民意诉求）上理念矛盾越来越大。
社会层面的对立情绪公开化：世界主义精英 vs 本土平民（Cosmopolitan vs Heartlander），世界主义精英：常年海外留学、任职跨国机构，视野全球化，支持自由移民、自由贸易，更关心国家国际竞争力，对本地物价、基层就业体感较弱、强调新加坡人概念。本土平民群体（Heartlander）：一辈子生活在组屋社区，高度关心住房、薪水、社区资源，注重族群和亲缘、对外来人口涌入更加敏感，诉求更务实、本土化。
两群人的价值观鸿沟，直接传导到执政党内部政策争论：每一次选投票波动，都会倒逼行动党在精英理性与平民诉求之间不断调整平衡。最典型的事件就是2018年总理竞选中毕业于新加坡唯二名校的精英派王瑞杰被来自组屋邻里中学黄循财取代、魏舒敏精英言论风波舆情发酵、2027年开始改革 GEP（Gifted Education Programme）。 再回到《给阿嬷的情书》舆论风波，把党内两代领导层在文化治理、身份政治、社会治理尺度上的分歧公开化，让原本只停留在财政、移民政策层面的理念冲突，延伸到文化认同领域，矛盾进一步激化。
精英派的核心焦虑：这批英语教育出身的老精英，始终把 “国家认同优先于族群文化” 当作立国底线。新加坡独立后数十年，持续刻意弱化华人故土乡愁、方言文化，严格划定身份排序：新加坡国民身份第一，华人族群身份第二，祖籍乡情必须后置，防止血缘文化撕裂多元种族国家。在他们看来，这部电影依靠侨批、下南洋乡愁唤醒华人故土情感，极易强化华人的文化根脉认同，冲击长期精心构建的国民认同体系，属于地缘层面的文化渗透，必须提前设防、舆论降温。依托党控制下的主流华文媒体《联合早报》，在上映前连续发文，把纯粹的亲情文艺片定性为软性 “统战攻心工具”，警告民众不要被乡愁情感裹挟，主动切割华人共同历史记忆，用政治视角压制民间文化共情。精英一贯的思维就是主动管控舆论与文化风向，哪怕违背民间朴素情感，也要守住国家安全与种族平衡底线，不能放任草根民众的情绪自由发酵。
广大普通平民（组屋基层华人，也就是 Heartlander 群体）大多是下南洋移民后代，侨批、祖孙亲情、祖辈漂泊故事是一代人共同的家族记忆。民间普遍认为官媒过度上纲上线，显得冷漠、脱离民情。平民论认为过度打压华人乡土文化、一味割裂祖籍记忆，会让执政党在华人基层选民眼里变得冰冷刻板，加剧精英脱离草根的观感；舆论管控不宜一刀切，不能总是由精英自上而下收紧文化尺度，应当尊重普通人的亲情情感。本次电影的审批机构为为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部长为杨莉明（Josephine Teo）属于人民行动党新生代政客，客家裔华人，公开认可自己的客家出身，这就说明了很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