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边一间办公室内，范国豪正和同事梳理产品迭代方案。整个办公区只摆着8台电脑，相当简洁。电脑屏幕的另一端，这个团队开发的AI营销产品已触达数万用户。只需几次点击，用户就能完成一整套营销操作。

　　这一切的起点，是一个不断被拒绝的夏天。2023年夏，好几个月发不出工资的范国豪为了活下去，不得不抓住一切可能性。下午2点的广州沙河服装城，正是商户最忙的时候。他抱着一摞宣传单，挨个档口推销：“老板，要不要试试AI数字人带货？”有人摆摆手，有人继续低头整理货架，还有人叫来保安、把他当骗子驱赶。

　　那时狼狈的他没料到，这款产品会在上线后短时间内积累起稳定的用户群。更不会想到，支撑产品的团队，至今只有8个人。

　　传统的商业语境里，这样小的规模甚至难以被称作“公司”。但越来越多OPC（One Person Company，由一位或数位核心人员依托AI组建的微型团队）创业者发现，公司规模已不再取决于拥有多少员工。

　　同样在广州，曾在硅谷从事风投的何鸿恺，搭建起3人团队，每年能推出20款AI应用；而在深圳，清华博士毕业的许展玮，带领9人团队研发的数据采集设备，已获得多家企业下单。

　　他们身处不同赛道，却证明了同一趋势：AI正让创业变得“轻盈”。

　　创业门槛大幅下降

　　4年前，就读于广东白云学院的范国豪已开始创业，推出过一个广受大学生欢迎的高校交友平台。但在疫情席卷后，他们无法再通过承接线下活动获得收入，资金链断裂很快导致团队解散。

　　那时，互联网创业仍遵循固有逻辑：开发要技术，运营要人力，推广要时间。直到大模型出现，这种逻辑开始瓦解。

　　“这是我们这代人的机会。”范国豪回忆起他第一次用AI编码的场景，“以前做产品，从想法到上线至少要半年，现在几天就能验证一个想法，这是从没有过的大变革。”他和3个同学迅速成立超空间科技，开发的第一个产品上线3个月即获得超10万名用户，成为国内最早一批AI搜索应用之一。

　　对比两次创业经历，范国豪的最大感受不是技术的跃升，而是创业成本在快速降低。“过去一个团队干的活，现在一个人加AI就能完成。”

范国豪与其团队。

　　这种变化同样发生在何鸿恺身上。在选择回国之前，他在美国从事风险投资长达10年，看过无数科技创业项目的起起落落。直到AI出现，他意识到，“我正站在历史的拐点上，不做一定会后悔。”于是他回到广州，在黄埔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里，创办了仅有3名员工的溯理科技，用“少量员工+大量智能体”的组合重塑发展路径。

　　人员变少，但生产力并未被削弱。他们第一款应用瞄准海外游客的痛点，利用AI转写菜单。用户只需拍照上传，AI就能生成对应的菜品图片，并自动翻译、标注过敏原、给出点餐建议。从构思到上线，只用了2天。

　　像这样的AI应用，溯理科技一年能推出10到20款。小体量、快速落地、抢占市场，效率是传统团队的百倍不止。何鸿恺表示：“过去开发成本太高，很多需求不值得做。但有了AI，小需求也能做成生意。”

　　“数字员工”的加入还大幅降低了团队沟通成本。何鸿恺对此有形象解释：AI正在抹平岗位之间的技能差异，一个人不一定什么都会，但可以更快理解多种工作内容。例如，产品经理提出的方案，通过AI编程，可以更直观地向程序员展示需求。“团队以前花很多时间传递需求，现在更多讨论怎么解决问题本身。”他说。

　　企业在过去竞争的是人员规模，现在竞争的是管理多少智能体，许展玮同样深有感触。

　　从清华大学自动化系毕业后，他创办手亿科技，专注数据采集赛道。团队核心产品是一套采用“裸手”采集方案的轻量化设备，只需使用者佩戴腕带和头带，就可以记录手指的细微操作，解决传统设备昂贵笨重、干扰操作的问题，为机器人灵巧手的训练提供更高质量数据。

　　难以想象，这样一家硬件研发公司，团队仅有9人。“如果没有AI，公司起码要30到50人。我们用AI敲代码、分析市场、处理财务甚至写法律文书。”许展玮表示，忙起来连微信都是AI回复。“所有事最终都会汇总到我这里，每天要处理600多条信息。我没有管理经验，如果不是AI，根本无法如此高强度运转。”

　　动辄几十人的团队、半年以上的开发周期和高昂的人力成本，如今正被AI接管。当创业成本被压缩到足够低，更多人有了将想法快速验证、推向市场的机会。正如许展玮所说，对于有想法和执行力的个体，现在是最好的创业时期。

　　市场竞争更加激烈

　　不过，AI降低的是创业门槛，不是创业难度。从好想法到商业化，资金、获客、差异化等难题依旧存在。尤其当AI的发展促使大批创业者争相入局，市场竞争日趋白热化。

　　资金是首要难关。产品上线前，范国豪的团队靠不定期接单来维持生存：“我们在闲鱼上接定制化开发的外包单，价格低也不管，先活下去。一个单子够三个月，我们交付完，这三个月就继续干想干的事情。”最困难的时候，范国豪向家人朋友借钱来支撑。

　　其间，他在北上广深杭之间往返，见了至少60个投资人，仍然没有获得融资。“现在AI创业竞争太激烈了。”范国豪回忆，“当时非常痛苦，借的钱半年就花完了，我才意识到融资这条路没有胜算。我们这种草根创业者，没有学校、公司的背书，很难拿到钱。我在北京见一些投资机构，他们上来就问，你是清华还是北大的。”

　　连清华系的许展玮也避免不了类似焦虑。尽管公司顺利完成三轮融资，但他在拿到每一笔钱前，都惶惶不安。“最焦虑的时刻是天使轮到账前。团队刚成立不久，工资、服务器、硬件打样都在烧钱。每天都在想：钱到不了怎么办？”拿到第一笔融资前，许展玮一直没有工资。直到现在，他作为创始人也不是工资最高的。

许展玮的手亿科技团队。

　　产品上线后，商业模式能否跑通还是个未知数。即便范国豪的AI搜索应用拥有超10万名用户，流量没有自动转化为收入。“AI时代带来另一个成本，就是算力，本质上也是资金问题。当时我们的商业化能力不行，用户越多、算力成本就越高，我们又拿不到投资，最终被迫停服。”

　　何鸿恺也认同，算力确实会成为“劝退”创业者的因素。他建议，政府可以通过政策去支持，比如向符合条件的OPC团队发放算力券。

　　除了算力成本，机会窗口期也在不断缩短。对小团队而言，再好的想法，只要“大厂”入局，就难有还手之力。范国豪的经历便是典型：“我们的产品上线没多久，各大应用就陆续把AI接入搜索框。有了AI，大平台更加无孔不入。即便我们选择一条小而美的赛道，也会在极短时间内被‘大厂’用更优惠的价格平替掉。”

　　当开发成本足够低，模仿速度会更快，留给创业者的赛道越来越窄，造成了普遍的浮躁。许展玮也表示，他们的新品发布后，一定会有人买来拆开，再去仿制。

　　“因此，当AI抹平了执行的区别，市场便从资源竞争转向认知竞争。”何为认知竞争？许展玮认为，竞争越激烈，市场对创业者的眼光和判断的要求越高。这要求创业者充分洞察需求，及时调整方向，坚持正确路线。

　　以手亿科技为例，胜负关键在于清华实验室近20年的技术积累，以及团队对于具身智能数据需求爆发期的准确把控。“他们可以拆解机器，但是背后的原理不是AI能快速复制的。”许展玮十分自信。

　　在过去，“好想法”只是一个产品概念，现在则必须是技术壁垒、执行速度与市场时机的结合。AI降低了创业门槛，也让创业者站上了更拥挤的赛道。

　　OPC会成为未来吗？

　　AI带来的变化不仅发生在企业内部，也正改变产业结构。三位创业者都相信，未来AI将成为新的杠杆，撬动更多“小而强”的市场主体。

　　创业初期，范国豪曾短暂进入一家互联网“大厂”实习。仅一个半月后，他果断离开，因为节奏实在太慢——创业公司3天能完成的事，“大厂”要用3周来推进流程。这让他重新思考公司的最佳形态：“窗口期不应该被这样浪费。如果公司有较好的人机协同架构，大家会更放松，做事的效率和效果都更好。”

　　许展玮也认为，未来OPC主体会持续涌现，释放更多就业机会。他观察到，创业者的意识正在觉醒，越来越多技术人才觉得，与其在“大厂”当螺丝钉，不如借助AI自己干，而这种转变比技术本身更重要。

　　同时，他坦言，OPC模式会在软件、内容、咨询等知识密集型行业产生深刻影响。但在硬件、制造、医疗等领域，OPC更多是一种创业初期的高效模式，到了规模化阶段仍需要团队运作。

　　这意味着大公司不会彻底消失。何鸿恺提出，中小型公司可以做更多原本做不到的事，甚至会形成OPC联盟。大公司则会尝试解决更复杂的问题，比如登陆火星、量子计算、星际移民。“因为世界的复杂性是上不封顶的，人类总会给自己创造新的问题。”

广州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开办AI-OPC创新工坊吸引众多创业者参加。

　　“超级个体”的崛起，在政策层面也广受关注。今年3月，广东出台全国首个省级OPC专项政策《广东省支持人工智能OPC创新发展行动方案（2026—2028年）》。文件提出，到2028年，建成百个人工智能OPC生态社区，培育千家标杆人工智能OPC企业，集聚万名人工智能OPC创新创业人才。

　　广州、深圳等地陆续布局OPC孵化器。广州海珠率先成立人工智能局，打造“琶洲模方”社区，提供一整套对小团队高度友好的配套设施。深圳南山的“模力营”社区则依托周边雄厚的科创企业资源、健全的金融服务网络，为OPC创业者提供“拎脑入驻”的支持。

　　范国豪与许展玮均受惠于此。两支从校园走出的OPC团队都选择入驻孵化器，正是看中其完善的落地配套支持。

　　范国豪入驻的“琶洲模方”社区，不仅为初创团队提供半年以上免租期，同时对接大赛与企业资源，提升项目曝光度。针对OPC团队普遍欠缺的商业规划能力，社区还联动英伟达、微软、华为等作为顾问，加速项目商业化。

位于广州海珠的“琶洲模方”社区。

　　许展玮则是瞄准当地创投氛围活跃，项目从注册公司到拿到第一笔投资仅用时数月。他的团队不仅享受了优惠孵化政策，也获得了“模力营”社区的办公场地支持。这种“一人敢闯，全城托底”的创业氛围，是他选址深圳的重要原因。

　　当公司缩小到10人以下，还能创造多大价值？这个问题尚未有答案，但这些广东创业者已经有了阶段性实验成果：离开沙河服装城的范国豪，开发的AI营销产品付费率近20%；许展玮的产品开始量产，首批已被抢购一空；何鸿恺则频繁奔走，筹备公司在美国的新办公室。

　　这些数据在行业中或许不算起眼，但毫无疑问，OPC正在重新定义人与组织、技术之间的关系。过去，一家公司的成长往往意味着无限扩张；现在，越来越多创业者开始尝试另一条路径——让AI承担执行工作，让人专注于判断、创造和决策。

　　这种以个体价值为核心的创业模式，正是AI时代技术平权的鲜活注脚。正如范国豪所说：“我始终相信人不应该被出身或现状定义。我自己曾渴望被看见，也希望用AI帮助那些有想法却缺乏资源的人。”